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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待到一众藩王全部退出去之后，乾清宫正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

    数百支蜡烛还在燃烧，烛火在夜风中微微摇曳，将殿内的光影搅得忽明忽暗。

    角落里那几盆冰盆还在丝丝地冒着凉气，但已经挡不住八月夜晚残余的暑热了。

    殿门大敞着，夜风从外面灌进来，带着紫禁城特有的、混合着砖石和草木的气息。

    朱厚照没有起身离开，他坐在御座上，背脊微微靠着椅背，右手搭在扶手上，食指一下一下地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扶手。

    笃，笃，笃。

    那声音不大，在空旷的大殿里却格外清晰。

    他的目光穿过敞开的殿门，望向外面沉沉的夜色。

    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清冷的光洒在乾清宫前的汉白玉台阶上，泛着幽幽的白。

    刘瑾垂手站在御阶之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    他跟了皇帝这么久，已经学会了从皇帝细微的动作中揣摩圣意。

    皇帝敲扶手的节奏，快慢之间，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心境。

    此刻的节奏不急不缓，均匀得像是一座钟摆在晃动——这是皇帝在思考，在反复权衡，在把一盘棋的所有走法都在脑海里推演一遍。

    所以他不敢出声，生怕自己打断皇帝的思考。

    而端坐在御座上的朱厚照，微微闭眸沉思，脑海里思索着藩王问题。

    从他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些年，到重生之后坐在龙椅上的这些天，这个问题始终像一根刺，扎在大明王朝的脊梁上，扎在所有朱家子孙的命脉里，拔不出来，也忽略不了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太祖皇帝。

    那个从放牛娃、从和尚、从乞丐一步步爬上来，开创了大明三百年基业的男人。

    太祖是真正穷过的，穷到父母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，穷到只能去皇觉寺当和尚混一口饭吃，穷到在乱世里挣扎求生、朝不保夕。

    正因为穷过，太祖深知饥寒交迫的滋味，深知无依无靠的恐惧。

    所以在打下天下之后，太祖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自己的子孙后代。

    太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受苦，他希望他的孩子们、孙子们、曾孙们，世世代代都能吃饱穿暖，都能过上体面的、有尊严的日子。

    这是人之常情，是天下的父亲都会有的心思。

    只是太祖是皇帝，他的一念之仁，被制度化了，被固化了，被写进了《皇明祖训》里，成了后世子孙不可逾越的铁律。

    洪武九年。

    朱厚照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年份，那是大明开国的第九个年头，天下初定，百废待兴。

    太祖第一次系统制定了宗室藩王的俸禄待遇，其中亲王，岁给米五万石，钞两万五千贯。

    五万石米是什么概念？

    一个普通百姓一年吃不了两石米，五万石足够养活两万五千个百姓一年。

    而亲王一个人，就要拿走这么多。

    除了米粮之外，还有大量的锦、丝、纱罗、布匹、盐引。

    锦是最高级的丝织品，一匹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百姓一年的开销。

    丝和纱罗也是高档货色，寻常人家一辈子都用不起。

    盐引更是硬通货，一张盐引就是两百斤盐的专卖权，转手就能变现。

    亲王一个人，光是这些实物折成银子，就是一大笔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郡王的待遇也不遑多让，岁给米六千石，钞两千八百贯。

    比亲王少了一些，但依然是普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

    公主和驸马已经封爵的，赐庄田，岁收一千五百石。

    郡主和仪宾，米八百石。

    一层一层，从亲王到最小的宗室，每一个人都有定额，每一个人都要从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块来供养。

    朱厚照的食指在扶手上顿了一下，又继续敲了起来。

    太祖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，大概没有想过——或者说来不及想——一百多年后，朱家的子孙会繁衍到什么规模。

    亲王生郡王，郡王生镇国将军，镇国将军生辅国将军，辅国将军生奉国将军，奉国将军生镇国中尉，镇国中尉生辅国中尉，辅国中尉生奉国中尉。

    一代一代，像树杈一样分叉，像野草一样蔓延。

    到了弘治年间，宗室人口已经数以万计。

    到了嘉靖年间，数以十万计。

    到了万历年间，数以几十万计。

    每一个宗室都要按照太祖定的标准领取俸禄，每一个宗室都是朝廷财政的负担。

    米不够了，钞不够了，布匹不够了，盐引不够了，什么都缺，什么都不够。

    朝廷的税银是有数的，田赋、盐税、商税、矿税——每一项都有定额，每一项都收不上来多少。

    每年的财政收入就那么一点，除去军费、官俸、宫廷开支、河工、赈灾，剩下的本来就不多。

    再拿去供养几十万宗室，哪里够？

    所以到了后来，朝廷只能拖着不给。

    欠着，赊着，赖着。

    今天发半年的，明天发三个月的，后天说等秋粮上来再补。

    宗室们去催，朝廷说没钱。

    宗室们闹，朝廷说再等等。

    宗室们跪在宫门口哭，朝廷关上门装作听不见。

    那些拖欠的俸禄，堆在账本上，一年一年地积累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
    到了最后，连账本都懒得记了，因为记了也发不出来，发了也不够吃。

    而太祖除了制定俸禄标准之外，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——他给了藩王实权。

    九大塞王，个个手握重兵，镇守边疆。

    燕王朱棣守北平，宁王朱权守大宁，辽王朱植守广宁，谷王朱橞守宣府，代王朱桂守大同，晋王朱棡守太原，秦王朱樉守西安，庆王朱栴守宁夏，肃王朱楧守甘州。

    这些藩王，每一个都统率着数千到数万的军队，每一个都有开府设官、征伐调兵之权。

    他们是大明的屏障，是太祖插在边疆上的九根铁桩。

    但凡事有利必有弊，藩王手里有兵，朝廷的心里就不踏实。

    于是建文初一登基，便直接削藩，或者说灭藩，甚至逼死了湘王。

    要知道湘王无兵无权，品行上佳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子嗣，而且还是和建文一起长大的。

    结果，这样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藩王都被逼死了，这让其他或是手握重兵，或是多行不法的藩王如何想？

    于是建文元年七月，太宗朱棣在北平起兵，号称“靖难”。

    四年血战，建文四年六月，太宗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，建文帝在宫中自焚——或者说，在一片火光中消失了。

    太宗朱棣坐上了龙椅，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。

    从此以后，藩王的命运就被改写了。

    太宗登基之后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藩王的威胁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“威胁”本身。

    他知道一个手握兵权的藩王能做到什么地步，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防止再出现一个“朱棣”。

    于是他大手一挥，将原本负责镇守边塞的藩王全部内迁。

    辽王从广宁迁到荆州，谷王从宣府迁到长沙，宁王从大宁迁到南昌。

    但光内迁还不够，把藩王从边塞迁到内地，只是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威胁。

    他们手里还有兵，还有护卫，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。

    太宗要的是万无一失，要的是把藩王彻底变成无害的、圈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。

    所以太宗开始提高藩王的待遇。

    这个手段，堪称高明至极。

    朱厚照在心里暗暗感叹。

    他不是感叹太宗的手段高明，而是感叹权力对人性的扭曲有多么可怕。

    太宗用银子、用体面、用排场，换取了藩王的兵权。

    你交出兵权，我就给你更高的待遇，给你更高的品级，给你更大的排场。

    镇国将军，原本是正三品，太宗把它提到从一品。

    正三品到从一品，中间隔着从二品、正二品、从一品三级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，相当于把一个知府一夜之间提到了六部尚书级。

    镇国将军的冠服从三品官的青袍银带，变成了一品官的蟒袍玉带。

    他的车舆从两匹马拉的小车变成了八抬大轿，他的仪仗从寥寥数人变成了前呼后拥几十人，他的住宅从三进三出的院落变成了五进五出的王府。

    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虚的，是面子，是排场，是不当吃不当穿的表面功夫。

    但恰恰是这些东西，最能打动人心。

    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

    藩王们被从边塞迁到内地，手里没了兵，心里本来是不痛快的。

    但太宗给了他们更高的品级、更大的排场、更体面的待遇，他们走出去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八面，比当年在边塞当塞王的时候还要气派。

    这种落差被填平了，甚至还有盈余，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    辅国将军从正四品提到从二品，奉国将军从正五品提到正三品。

    每一级都往上提了至少两级，有的提了三级、四级。

    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——太宗用几个虚头衔，换掉了藩王手里的真刀真枪。

    从权力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极其高明的交易。

    但这笔交易的代价，是由后世的子孙来支付的。

    因为品级提升了，俸禄自然也要跟着涨。

    一品官和七品官的俸禄差着好几倍，从一品和正三品也差着一大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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